事故前發生何事？

控方案情指，在 2021 年 7 月，主辦單位大國文化入紙申請於 2022 年 7 至 8 月在紅館舉辦 MIRROR 演唱會，聘用「藝能工程」（下稱藝能）成位舞台工程的總承辦商。而在案發時，首被告吳凱瑩（現 42 歲，下同）、次被告林志華（61 歲）同為藝能的項目經理，第三被告梁耀祖（50 歲）則為「廣域策劃」的項目經理及燈光設計師。網上資料顯示，廣域為藝能工程的延伸公司。

藝能之下再有其他分判商，其中涉事的 LED 屏幕由「In Technical Producion Limited」（下稱 ITP）提供，屏幕吊掛、升降等機械工程則分判予「協興隆舞台工程」（下稱協興隆），協興隆再將製作屏幕金屬框及整個懸掛系統，包括鋼索和絞車系統的工序，三判給「東莞市銚龍舞台製作」（下稱銚龍）。

演唱會的籌備工程在 2022 年初展開，主辦方須於 6 月 19 日前提交索具裝配圖（Rigging Plan）及負重表（Loading Table），惟直至 7 月 13 日下午，首被告才交圖則，再由康文署轉交外聘的「輝固工程顧問」（下稱輝固）審核。輝固的註冊結構工程師溫志華檢視後，發現圖則資料有遺漏，遂要求主辦方提供進一步資料。後經公司實習生與藝能代表電話溝通後，溫確認器材可安全懸掛，遂回覆康文署，指對結構沒進一步意見。

至 7 月 23 日深夜，即演唱會首場前兩天，首被告再提交更新的圖表，增加了一批喇叭。輝固翌日檢視圖表，並到紅館實地考察，批出穩定性證明書。同日，首被告提交由主辦方聘請的工程顧問「聯和專業服務」（下稱 UTS）所簽發的安全報告，確認台上所有懸掛物，包括 6 塊屏幕符合安全。康文署因此批准主辦方在 7 月 25 日，進行首場 MIRROR 紅館演唱會。

演唱會第三場後，即意外前一晚，其中一塊屏幕有傾斜問題，由協興隆的職員檢查和維修。在演唱會的第四場，懸掛該塊屏幕的鋼索突然斷裂，屏幕墜下擊中兩名舞蹈員致重傷，其中「阿 Mo」李啟言四肢癱瘓。

警方在意外後量度懸掛器材的實際重量，發現藝能提供的負重表嚴重低估器材重量，10 項器材的實際重量比申報重量超出 3.2 倍，其中 6 塊 LED 屏幕超重 1.7 倍，8 部 PA 喇叭更超重 6.7 倍。這 8 部喇叭，便是首被告在演唱會前兩天，提交更新負重表所加入的器材。

被告被控甚麼？

3 名被告同被控串謀欺詐罪，指他們串謀虛報負重表上的設備重量，誘使康文署容許演唱會進行。交替控罪的欺詐罪，則指 3 人虛報設備重量，致藝能獲得工程總價 1009.6 萬元；或致大國文化蒙受不利，包括演唱會因意外取消而蒙受約 9000 萬元損失。

要達致罪成門檻，控方除了要證明負重表有不實（falsity）陳述，還須證明被告知道是不實陳述，有意圖造假，誘使康文署批准演唱會舉行。主控罪的串謀欺詐罪，另須證明 3 名被告之間有協議行事。根據判詞，控方最後未能證明任何一項控罪元素。

被告在演唱會有何角色？

綜合庭上證供，首被告吳凱瑩是統籌舞台工程的主要聯絡人，負責文書工作、聯絡不同製作單位、主持會議等，包括將涉案負重表發送給康文署；次被告林志華負責監督工程，與演唱會製作團隊、分判商等討論工程的可行性。兩人多次代表藝能出席演唱會技術會議，並在場監督舞台搭建工程。

法官同意兩人是統籌角色，但認為藝能有專責部門處理懸掛器材的技術問題，可合理推論兩人在統籌懸掛器材時，會向技術部門查詢。

第三被告梁耀祖的角色則不明確，演唱會監製林浩原說梁負責設計桁架，計算承重設計分布；導演鄭宇軒稱見過梁打開 CAD 圖（電腦輔助繪圖），展示懸吊裝置的位置；ITP 的兩名證人則指，梁負責設計燈光和懸掛裝置，草擬索具裝配圖則。

法官接納第三被告是演唱會的燈光師，曾代表藝能出席技術會議，計算可否懸掛相關器材，惟各名證人均未能清晰指出他出席了哪場會議。

負重表由誰草擬？有不實陳述嗎？

案中的關鍵證物是首被告發送給康文署的負重表，該電郵同時抄送次被告，而電郵紀錄顯示，負重表首先由第三被告發送首被告。

控方指，3 名被告積極參與演唱會籌備工作，有責任提供資料準確的負重表。辯方則主張，控方須證明負重表內有針對器材實際重量的不實陳述，且被告刻意作不實陳述。

法官認為，各被告均沒工程相關的專業背景，亦沒有職責去核實圖則的真確性。其中首、次被告是演唱會的統籌人員，收到各單位發出的電郵正常不過，亦沒證據顯示他們曾打開夾附的圖表。至於第三被告，官指同樣沒證據證明他有份草擬涉案圖則。

判詞又指，負重表很可能是由藝能處理懸掛器材的部門草擬，並首次披露有文件顯示，負重表是由一位名為「Makic Chiu」的人製作，惟審訊中沒有人問及「Makic Chiu」的角色。

至於是否有人刻意作不失實陳述，官分析指，負重表申報的器材重量，用了粗略的估算數字計算，錯處非常明顯。官認為種種跡象顯示，草擬者是不小心、粗疏或缺乏經驗，而非故意虛報，否則他為免遭工程顧問發現，應該會避免留下太明顯的錯處，裁定控方未能證明有人刻意造假。

被告知道屏幕超重嗎？

案中另一爭議，是被告是否知道屏幕的實際重量，換句話說，是否知道屏幕超重。

控方指，屏幕公司 ITP 行政總裁楊浩廷出席 2022 年 5 月 12 日的技術會議時，首被告或次被告提出 LED 屏幕可能過重，要求修改設計，會上於是討論由 12 塊屏幕改為 6 塊並改變尺寸，第三被告即場用電腦計算桁架能否承受 6 塊屏幕的重量。

ITP 同月向首被告發送屏幕的點數圖，顯示每塊屏幕未連金屬框重至少 435.2 公斤，電郵抄送另外兩名被告；其後在 5 至 6 月的某場會議上，楊亦口頭提及屏幕重約 450 公斤。舞台設計師周淑貞則指，改用 6 塊屏幕後，曾有人在會議上估算，每塊屏幕連同金屬框重約 500 公斤，首、被告均在席。

官認為，證據不足以肯定 5 月 12 日的會議上曾有人提及屏幕重量，加上各被告並非負責設計懸掛系統的人，不一定有特別留意屏幕的重量。官又認為，5 月開會決定將屏幕數目減半後，對一個沒工程背景、對負重數據沒深入認知的人而言，會合理認為超重問題已解決。

另一關鍵事件，是輝固結構工程師溫志華指，發現圖則資料有遺漏後，曾向主辦方要求澄清。輝固的實習生馮帝文供稱，他曾聯絡第三被告，對方指導他如何閱讀圖則上的數據，並解答他對推算負荷數據的疑問，馮再向溫匯報。

但法官認為，馮不大可能在未獲得溫批准下，與第三被告通電話並嘗試索取資料。官亦接納專家證人指，被告很難透過電話釐清負荷數據，例如重量如何分布到 40 個吊點等細節，更何況對方是一名暑期實習生，連圖則都未讀得懂。法官因此拒納第三被告曾於電話向馮解釋圖則數據一事，亦認為這未能證明第三被告對負重表有一定認知。

被告有意欺詐康文署嗎？

法官認為，案中沒有人要求涉事演唱會必須使用該批屏幕，多名證人（包括演唱會製作團隊、主辦單位）均同意，為保安全可更改舞台設計，這反映各被告沒有受壓虛報負重表，更不會從中得益。若器材超重，他們亦隨時可移除相關屏幕，尤其是提交負重數據時，演唱會尚未開場，各被告毋需在負重表造假，因此亦沒有意圖犯案。

責任誰屬？

審訊披露負責審批圖則的輝固工程，沒發現圖則上至少 8 項錯處，包括索具裝配圖的標示不清晰、大量資料缺失，負重表亦申報了估算的重量，影響及後計算負荷數據的結果。

法官在判詞特別指出，康文署依賴輝固審批圖則，決定是否批准演唱會進行，但輝固審批圖則時失職，未有履行外判合約列明的審批責任。而輝固工程師溫志華沒發現大量基本和明顯的錯處，不符工程師的專業水準。

另外，政府調查小組工程專家顧問林超雄供稱，屏幕下墜主因是鋼索勞損，與屋頂結構超載無關，亦無證據顯示器材重量被低估造成實質影響。而法官認為，案中有多個原因導致鋼索承重過高斷裂，包括銚龍提供的鋼索及絞車系統不達標，加快鋼索磨損，故控方未能證明負重表資料出錯，是屏幕下墜的主因。

林亦提到其他分判商的責任，其中負責安裝屏幕的協興隆，沒為屏幕安裝安全鋼索，其他由藝能安裝的器材均設安全鋼索；而事故前一晚涉事屏幕有傾斜問題，由協興隆負責檢查。林指出，屏幕傾斜反映絞車系統有問題，若有人及時移除屏幕，便可避免意外。

此外，除了康文署外聘工程顧問輝固，主辦方另聘工程顧問 UTS，檢查懸掛系統並發出安全性證明書。惟在本審訊中，並沒有協興隆、銚龍或 UTS 的代表作供，未能進一步了解這 3 間公司在事故中的角色。

案件編號：DCCC291/20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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